肖耿：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挑战与下一步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巨大变化。IMI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实践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认为先从海南自贸区/自由港建设的必要性着手，重点解决跨境资本自由流动与固定资产投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硕果，根本上讲是正确地理解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人为本、鼓励竞争、改革市场化体制，学习了市场竞争、问责机制与提供有效公共基础设施的西方市场经济运作秘诀。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如何提升老百姓的收入及生活质量，优化营商环境、生活环境，在股权资本短缺、可持续破产机制、稳定两部门投资与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方面下足功夫。
以下为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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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区/自由港改革开放面临的形势、目标、路径选择及挑战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以《新国际地缘及金融科技形势下海南自贸区/自由港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为题和大家交流。先谈谈大家最关心的海南自贸区/自由港改革开放面临的形势、目标、路径选择及挑战。
面临形势：海南自贸区/自由港要考虑目前面临的形势，其中就包括全球化和金融科技。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我们建自由港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想有三个，一是国家安全，二是人民幸福生活，三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贡献，因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一旦国际秩序受到影响，我们受到的损失也是最大的。
发展目标：不管是自由港还是自贸区，建特区的目的不是为了按部就班地去改进，而是为了大胆创新，及突破体制上的一些障碍。回想当年我们建深圳特区，导致体制上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初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深圳能够成为可以和美国旧金山硅谷相比的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现在海南建设自由港，两年之内先建成一个自贸区，到2025年初步建成自由贸易港。但是我们要考虑30年、40年以后，海南在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中的角色。当我们考虑海南如何能够为国家发展战略作出贡献，为全世界未来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时候，就会更清楚地看到海南现在应该做什么。
路径选择：那么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检验自由港的政策设计呢？就是看海南岛能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资本、企业和技术。按这些标准，海南不仅需要对标深圳和上海，也要对标全世界最先进和最发达的地区，因为人才、资本、企业和技术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也许有人会说，你现在讲的是天方夜谭，海南过去连吸引几家外商投资企业都感到吃力，怎么来吸引这些世界顶尖资源？下面我就来分析一下海南吸引优质资源的路径。海南现在的人口才大约1000万，海南目前的GDP大概不可能超过粤港澳大湾区的东莞或佛山。如果海南再去重造一个东莞或佛山，有意义吗？对国家发展战略，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有意义吗？海南岛作为一个孤立的单位，是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去竞争人才、资本、企业和技术的，但是如果海南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海南省加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人口就相当于香港的十倍以上；而其面积就会是香港的二十多倍，这个非常特殊的地区从规模及多样性来看，就具有成为集纽约湾区金融中心，东京湾区制造业中心和旧金山湾区创新中心功能的超级世界级综合型大湾区的潜力。粤港澳大湾区加海南岛从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来看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地区之一。所以在考虑海南自由港发展的路径时，要把海南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这样才能够有理由、有底气、有信心打造世界一流自由港。也只有这样，海南自由港的制度设计才能够切中要害。
海南自由港发展最终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在中国有一块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吸引汇集最优秀的人才、最聪明的资本、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和最先进的技术，在国际领先的制度和基础设施环境里为中国未来发展探路。全中国只有海南有那么好的政策环境，几乎是给了一张白纸，而周边有香港，她是全球最先进、最开放、最有竞争力的自由港，而且还实行一国两制。我在香港住了25年，曾经在香港证监会做了三年的主席顾问和研究部主任，当时中国证监会的同事经常过来取经，其实香港具有一个成功自由港运作的大部分制度、机制和经验。
中国为什么要有一个自由港？中国有深圳特区，有粤港澳大湾区，又有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带这么多好地方，为什么还要建一个海南自由港？因为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关键性体制与制度约束还没有突破。第一，我们的跨境资本自由流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第二，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也有严重的短缺与过剩共存的不平衡问题，有一些项目该破产没破产，该继续投的又无法及时追加投资。第三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也需要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有突破。这些问题在中国现有的体制里面不容易改，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一个全新的、可以得到国际认可的框架下试错、突破。
如果要建一个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自由港，就需要有一个世界货币和一个全球都能够接纳的经济、贸易、投资、金融体制。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由港，如香港、新加坡、迪拜都有自己的货币。如何在中国启动一个超主权的世界货币，并在中国的一个离岸经济体中试点应用，这对于海南来说可能很重要，因为海南从地理位置上看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之一。港币从理论及历史上看，本应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货币SDR 挂钩而成为国际超主权货币，但是因为香港复杂的政治、历史、及地缘因素，港币目前还只能与美元挂钩。展望未来，海南有机会成为一个大香港，这点海南可以组织专家进一步探索。我认为海南未来可以发展成为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一个缓冲带及试验区，海南加上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既是中国的一个离岸经济体，又是世界的一个自由港。现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自由贸易机制中国无法立刻参加。为什么？原因在于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我们国家人口及经济规模巨大，历史悠久，地区差别也巨大，在体制上要改革很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画出一块地区，迅速地采用世界上最先进、最高质量的制度试点，建最自由的经济区，我们就可以通过它首先参与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最高质量的自由贸易、投资、金融、及货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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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与教训
现在我和大家快速回顾一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首先是中国GDP增速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其次是中国的贫困率在逐年下降，还有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现价）在亚洲及全球金融危机后迅速追赶美日。现在我们要问的就是中国为何能取得这么好的成就，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具体讲就是以人为本、鼓励竞争、市场化体制改革三点。
以人为本：在座的各位有东北来的，有沿海来的，也有从西部来的。大家都到海南来了，那你们的老家人就少了，钱也少了，经济发展也慢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有了市场选择，你们从老家移民到海南，但是老家没人了。难道为了发展老家我们要把大家都赶回老家吗？当然不可以。所以，发展还是要以人为本，尊重老百姓面对市场机会的选择。
鼓励竞争：那么为什么要鼓励竞争？竞争的意思就是说，海南的改革是要对标上海，对标深圳，还是对标新加坡或香港。比如说海南税制如果是对标上海而不是香港，海南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由港吗？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由港，如香港、新加坡、及迪拜，其税率都在15%左右。而你的税率是30%，可以吗？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是香港、新加坡、迪拜，那你所有的关税、所得税、及体制都要相应改变，而不能只是停留在对标广州和上海。
体制改革：中国的体制改革很难，因为中国的“条块治理结构”已经存续了几千年。在这个治理结构中，可以从宏观、微观、制度与系统四个维度看中国增长与发展模式的演进。条条就是宏观上的中央调控监管体系，块块就是微观上个人、企业及地区间竞争。这种体制的特色在什么地方？比如地方招商引资吸引到企业落户，赚钱获益会留给地方；但是有了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如腐败、污染、坏账、收入差距、过剩产能，往往留给中央。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沿海城市通过改革开放吸引了人才、资金、企业，促进了经济增长，工资、楼价、及劳动生产率都不断提高。但市场经济也不可避免导致了失败的项目、失败的企业及衰退的内陆城市。成功的企业与城市就不得不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来补贴落后的地区、产业、及群体。在中国的条块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有一个互动关系，在市场化及行政管理权力下放到了一定程度而导致中央监管漏洞及全国性的公共服务缺失不断恶化时，中央往往需要整顿及收权，地方经济建设积极性下降。在这个条块体制下，地方经济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经济系统。城市是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载体与平台。中央负责宏观调控，但赋予地方政府广泛的经济社会管理自主权，而这些地方经济系统相互之间是竞争关系。在竞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制度框架，也就是游戏规则。地方之间不仅竞争人才、资金、企业，也向中央要政策，各地也在制度创新方面相互竞争。老百姓和企业跟政府打交道，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地方政府注册公司、交税、竞投土地。有抱怨、有问题也主要是找地方领导。中国地方的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基础设施市场、土地市场、产品和服务市场就形成了各地经济发展的生态体系，有的非常成功，也有许多不成功的。
（1）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过去40年我们吸收西方市场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法人及其相关的各种合约关系。法人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如劳动力、土地、供应商、金融、基础设施形成合约关系，而每一个利益相关方的背后都是有一个市场，比如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我们不仅把这个制度引进到企业，还引进到我们的地方政府。中国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十几个以企业法人为核心的融资平台。这些融资平台能够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并让中国几百个地级市能够相互竞争。
（2）以人为本的家庭单位
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忘记的是作为人力资本生产及商品与服务消费的基本单位的家庭。人力资本的生产大部分由家庭主导发生，包括对教育的选择与资助，商品服务消费的基本单位也是家庭。如果要吸引人到海南，那么教育、就业、医疗保健、基础设施、环境、住房、家庭理财、社会政治参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解决。如果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就需要提供最优越的家庭生活环境。如果在中国现有的制度基础上去做一些改进，一步一步改好，非常艰难。比如改税制要找财政部，财政部说不行就不行；要改进教育，比如要引进国际名牌学校，教育部说不行就不行。只有特区，或自由港，才能迅速实现体制上的突破来学习香港、新加坡、和其它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如果要确保成功，海南自由港一定要对标最先进的制度与实践，不能从我们国家现有的制度基础上一点一点去改进。边际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做了40年，还在做。但有些关键性的制度突破，现在来不及等渐进式改革了，因为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已接踵而至。
（3）建立并完善产权基础设施
中国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建立并完善产权基础设施，即帮助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性公共基础设施。市场经济制度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产权制度，因为市场里交换的是产权。政府和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好的政府才有好的市场。政府的质量决定了产权制度的质量，产权制度的质量决定了市场的质量。产权制度公共基础设施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界定权利与责任的功能（尤其是财产权与税收体制），二是市场交易平台功能（尤其是产权交易），三是解决产权纠纷的功能（微调及保护产权）。
（4）明确产权归属
有了确权才能有更开放、更有效率的交易平台。因为如果产权明确不了，就交易不了，市场就没有效率，就会产生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中国产权纠纷的解决以前都是依靠单位，所有人都在单位里生活，有了问题找单位领导，单位领导解决不了就找市领导，再不行就找省领导，直到中央领导。但用这个模式没法和西方对接。我们做自由港是做国际贸易不是国内贸易，所以需要有一个全世界认可的产权机制。如果没有这个机制，怎么去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全世界最聪明的钱，全世界最好的企业。以香港为例，香港证监会主席可以不是香港人，曾经是马来西亚人，很多雇员也来自国外。中国很幸运，已经有了在香港特区实行的一套非常好的产权制度，可以参考和借用。
（5）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此外，我们还要意识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城市与城市间的竞争，是一个包括了产品，金融，劳动力，基础设施与土地市场的生态体系的竞争。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就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它指不好的制度（即不好的游戏规则与激励机制）导致的成本，以及任何人为的阻碍互利贸易而产生的成本。现在颠覆性技术（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说整个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中国的竞争力在改革后不断加强，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降低了人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并从更好的市场竞争及更好的政府服务双重受益。改革开放初期，只有中央的外贸机构可以做外贸，到今天任何个人都可以在中国做国际贸易，这就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迅速降低的结果。当然，当前不少部委、监管机构还有很多限制市场行为的规则与条例，其中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没必要的。
概括地讲，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那么大的成果，其中一个原因是学习了西方市场经济运作的三个秘诀。一是市场竞争：个人、企业、城市、国家各个层次的竞争。二是问责机制：用脚投票、用钱投票、用手机投票、及有限度的选举。三是提供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包括硬件、软件、政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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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更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式
（1）经济发展上台阶但挑战也同时加码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说中国人均碳排放远低于美国但已经超过世界平均，中国每单位GDP能耗远高于世界平均但正迅速下降。还有就是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GDP远低于美、日、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与OECD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收入差距仍然巨大并将长期存在。此外，中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世界领先但消费率严重落后。还有就是中国能源缺口不断扩大，所以我们需要大量进口能源。目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原油进口国，这与美国可以低成本开发页岩气有关。
（2）中美实力对比的不同视角导致的新挑战与新机会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有必要分析中美实力对比的不同视角，及其导致的新挑战与新机会。200年前，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1.8%，中国占世界28.7%。到了1992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20.3%，中国占世界12.9%。中美GDP（按现价）在全球的份额，在经历了亚洲及全球金融危机后，越来越接近。而在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越了美国。即使按照现价计算，2015年中国的GDP也达到了美国的61%，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这个数字仅为7%。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国迅速崛起感到担心。
国际国币基金组织预测到到2024年，中国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远远超过美国。过去中国是price taker，只是被动接受定价及游戏规则，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壮大，中国成为了price setter，有能力制定新的价格和游戏规则。现在中国体量大了，外界看待中国的眼光和标准也变了，这就是中国地缘政治的新环境。有专家预测，按中美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按现价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Graham Allison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美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陷阱，因为不管是贸易战、货币战还是热战，一定是两败俱伤，而我们的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最大，我们面临的实际损失一定最大。我们追赶美国的时间只有20年，因为20年后中美两国的发展速度将趋同。中美人均GDP的巨大差距在过去40年逐渐缩小，但绝对差距将长期存在。如果中美两国20年后的GDP增速相似，那么中国在未来将很难快速缩小与美国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中国将成为一个低平均收入的超级大国。所以下一步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如何提升老百姓的收入及生活质量。
（3）中美贸易关系分析
中美贸易实际上创造了很多互惠互利的结果。有学者估计中美贸易为美国创造了260万就业，并压低了美国通胀。还有学者估计中美贸易每年给美国家庭节省850美金。从贸易逆差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当中有一半应归其他国家。因为中国生产组装的不少产品的零配件和生产设备来自日本、亚洲、美国、及欧洲，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看成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从增加值看，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与其对欧盟逆差相当。所以贸易逆差并不是美国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主要原因，因为美国和欧洲也有巨大逆差，但美欧之间的关系没有中美关系那么紧张。
自1990年以来，美国不断减少来自日本的制造业进口，但不断增加来自中国的制造业进口。美国贸易的主要竞争对手由日本变成了中国。此外，分析美国贸易逆差原因，一方面是美国人消费的总量超过其生产的总量；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主导储备货币必然导致其长期贸易逆差，因为世界其它国家都需要长期、大量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而这些都是从它们与美国的贸易顺差积累起来的。例如，中国通过出口超过进口带来的贸易顺差来赚取外汇，并将部分外汇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而美国国债总量在低息环境下不断上升，导致美国金融体系未来的系统性风险上升。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就需要发行超主权的世界储备货币，并限制新兴市场国家大量持有美国国债作为储备货币。我们也要看到美国贸易逆差并不说明美国制造业没有竞争力。实际上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比中国高出90%，美国才是制造业强国，而中国目前只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
（4）颠覆性技术革命迅猛发展
颠覆性技术革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并加速全球化趋势。在过去50年或100年里，真正能够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是科技。科技使农业和工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数字经济又刺激了我们的消费与沟通，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降低后，一个人可以瞬间和全世界所有的人沟通。我当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读书，用电脑算回归方程，电脑很庞大而且是放在空调大房间里。我的第一台个人电脑的内存只有40MB，而现在一个小U盘就有16GB，未来的科技会发展得非常迅速。交易成本降低了，市场力量就增强，包括好的市场力量，也包括包括破坏性的市场力量，这时就需要加强监管，提高标准，及确保公平。比如香港、加拿大、海南都对房地产限购，主要考虑就是担心有钱投资房地产的富人越来越富，而买不起楼的穷人越来越穷。限购在经济学的视角下肯定是降低效率的，但从促进公平的角度，有时不能不做。
颠覆性技术革命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及技术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转移。在全球化之前，我们的贸易都是本地生产，本地消费，而交易成本降低后就导致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交易成本与信息沟通成本下降导致部分生产过程外包到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把一部分生产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就是靠来料加工，三来一补启动增长的。现代全球供应链可以分拆任务、职能、制作阶段。各个国家及企业可以在每一个分拆后的任务、职能、制作阶段展开全球竞争。比如现代制造业让采购和生产过程分开，在最合适的地方、找最合适的人来做最适合他们做的任务，并服务全世界，从而能通过分工及规模效应提高效率。过去的全球化，落后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但现在的全球化竞争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任何生产阶段、任何产品。信息与实践经验的跨国转移导致各个经济体创新能力趋同，创新速度加快。中国、美国、德国已经成为全球零部件交易的最重要集散节点。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
（5）小结及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自由港的目的就是吸引并留住高附加值的产业、聪明的资本、优秀的人才。如果不知道全球供应链的架构及其演变趋势，就无法判断海南的发展方向。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仅凭政府的产业政策来规划产业发展。40年前，我们从没想过深圳可以发展创新产业。因此，重中之重是要优化营商环境、生活环境，而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因为未来的产业是市场试错的一个结果，是无法预测的。
为什么要在海南先试点？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整个中国的体制去和西方打交道、竞争，这就需要找一个突破口，这就是为什么要以从国家发展的高度，举全国之力去发展海南自由港制度环境。不要低估了海南自由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在香港工作生活超过25年，香港许多大学教授的小孩都去美国读书，现在大部分都在美国硅谷工作，为什么？就是因为那里生活、工作的环境好。海南自由港建设也要考虑能不能吸引人，能不能留住人，能不能形成规模效应。要让全世界认可海南的市场机制和营商环境。现在中国要产业升级，就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但是真正的人才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选择工作及生活的地点的。所以海南发展自由港的出发点一定是要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帮助国家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资金、企业、及技术。
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面临许多发展瓶颈，包括如何加快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如何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如何实现科技创新，如何面对地方发展不平衡等等问题。过去中国按行政区划建立开发区，但并不是每一个都能成功，因为不是由行政体系去决定企业办在哪里，而是由企业家去选择。人才及企业为什么去上海，为什么留北京，都是有原因的。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创新 = 试错 + 少数成功 + 多数失败。
为什么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港需要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内11城市的分工是不同的，香港、深圳、佛山有分工也有合作，这才是一个有活力可持续的生态体系。我们需要考虑将海南和粤港澳大湾区相结合，借助大湾区的资源来发展。香港为内地改革开放不仅提供了融资与供应链管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市场制度如何运作的知识与经验。我认为下一步海南除了落实好中央确定的自贸区的总体规划外，还需要思考怎么样把海南变成一个大香港，要去学习香港的税制、关税、司法等体制，比如香港的仲裁制度就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些都不容易，但是这些大胆的制度创新比在现有体制中去修修补补渐进式改革要容易得多，也更可能成功。如果没有崭新的高质量的体制，很多旧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比如中国的企业数量非常多，但是有效率的不多，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但这在目前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下很难实现。
此外，中国服务业占GDP比例迅速上升，海南的未来在服务业。此外，未来的就业机会越来越需要高质量数字技术，海南需要思考如何竞争全球网络经济超级节点地位。海南在“一带一路”发展中也具有特殊关键意义。全球30%的原油运输经过南海，全球40%的天然气运输经过南海。如果我们不能发展好海南岛，怎么去经营好南海？所以海南岛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海南探索建立自由港，还要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容忍失败并可以承担失败风险的体制。失败是成功之母，为创新开路。1000家创新企业之中，60%会失败，但2-3个独角兽（unicorns）企业的惊人回报率就可以冲销所有亏损。所以硅谷投资战略是让百花齐放：用小赌注寻找有可能成功的创新企业。但这需要有规范、细致、成熟的投资方案及友善的监管环境。如何鼓励微小企业创新及如何通过大投资基金扶持微小企业是一门试错的艺术。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去思考。比如在国家资产负债表比较上，中国净资产远远高于美国，如何利用这个优势？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对外资产远超过对外负债这个优势？目前中国对外资产超过对外负债水平达到GDP的14%。如何解决中国股权资本严重短缺的问题？如何在中国建立可持续的破产机制？如何稳定中国公共与私人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如何在资本跨境流动长效机制方面取得突破？如何扭转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信心及民营部门投资？
人均GDP上升仅有的三大来源：实际生产率增长、资产升值、货币升值。那么，新兴经济体人均GDP在追赶发达国家时，如何平衡生产率增长、资产升值、与货币升值三者关系？
最后，如何从美元这个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过渡到e-SDR（超主权数字储备货币）。日益升高的中美贸易战风险迫使国际社会不得不思考一个迫切及根本性的难题：如何建立一个地缘政治中立且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世界正从单极秩序向多极无秩序转变的时候，我们目前只能依赖一个以美元为基础、靠债务推动的不成体系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个美元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模式具有顺周期、脆弱、及不公平的系统性缺陷及风险，特别是在爆发贸易及地缘政治冲突的时候。
为了满足全球对美元作为单一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美国必须对世界其他国家保持持续的贸易及经常项目赤字。去年，这一赤字达到了4,740亿美元，或美国GDP的2.4%。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者，美国能够为其财政赤字和国债获得低成本的融资，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的名言来描述就是美国的“嚣张特权”。但这一特权可能损害美国的财政纪律，就像近几年来所发生的那样，导致美国联邦赤字高企（2018年达到8,330亿美元，或GDP的4.2%）和不断增加的美国联邦债务（今年3月份高达21万亿美元，或GDP的104%）。
为了应对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所引发的负效应，可以考虑成立海南国际开发银行、香港国际开发银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开发银行，发行超主权e-SDR数字货币离岸债券，用于投资海南及大湾区作为未来中国最先进离岸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海南及大湾区的居民及企业则可以试点用人民币购买e-SDR数字货币离岸债券，并运用区块链等金融创新科技来精准管控资本跨境流动风险，例如，可以要求债券持有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得出售，以预防资金在短时间内外逃，但却不妨碍个人与企业有序积累境外金融资产。当e-SDR债券市场有相当规模及流动性时，海南及香港可以考虑引入与SDR一揽子货币挂钩的超主权货币，进一步推进发展世界一流的自由港超级经济特区。
总之，我们需要把海南岛与大湾区结合起来，才能创造一个世界级的自由港，为中国的制度改革积累经验及找到突破口。
关于我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中国财富管理报告》《金融科技二十讲》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影响力的产品。
2016年，研究所入围《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影响力榜单列高校智库第4位，并在“中国经济类研究机构市场价值排行榜（2016）”中名列第3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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